摘要： 城市废弃工业场地作为城市历史文明不可再生的文化遗存，一直是城市设计领域关注和研究的课题。工业遗址公园是工业遗产保护和再利用的主要形式，本文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入手，分析和研究了工业遗址公园的社会意义及其存在价值，提出工业遗址公园的意义不仅在于保存工业文明，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场地生态环境及社会价值的重新塑造去传达一种对城市发展及环境保护进行理性思考的价值观，将工业遗产与现代设计观念、当代生活方式相结合，取得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实现产业遗址保护的本质目的。
        关键词：风景园林；工业遗产；保护与再生；工业遗址公园；再利用

        随着后工业时代的到来，全球的经济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以信息产业为主的新型产业正逐渐取代传统工业，不少传统的工业区被闲置。这些曾经一度辉煌的旧工业区因噪音、工业垃圾、有害气体等环境问题逐渐成为被人们遗忘和厌恶的“灰色斑块”，城市生活的禁地。然而，都市化进程势不可挡，在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指导下，人们对工业弃置场地又重新开始予以关注。并且，这种关注在土地资源的日益紧缺，环境污染问题亟待解决，城市用地局限性越来越大的情况下，显的十分迫切。



        被污染的工业废弃物



        废弃的滨水码头


        一、工业遗产保护与再利用的探索及其意义
        旧工业区的改造与更新是一个全球性的话题，早从上世纪60年代起，欧美等发达国家就因城市发展问题对旧工业区的更新与改造进行了探索。起先，人们对这种近现代遗址缺乏充分的理解与认识，许多工业遗址在大规模的城市更新过程中被陆续拆除，这种现象引起了许多有识之士的关注，进而倡议保存这些工业遗产。他们认为，工业遗址是城市发展的见证物，是城市历史的一部分，有着重要的社会价值。随着环境保护意识的不断加强，人们对工业弃置地的更新与改造有了全新的认识，对工业遗产的问题不再局限于单纯的保护，还希望通过进步的设计方法让场地重获新生。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生态和生物技术的成果，为工业弃置地的改造提供了技术保障，使得工业弃置地的更新与改造朝着多元化、多样化、综合化的方向发展，工业遗产的保护也由此进入新的阶段。 1973年在英国铁桥市成立的国际工业遗址保存委员会（TICCIH）是工业遗址保护的里程碑。如今，工业遗产应当受到保护这一理念已经成为人们共识，因为它们是曾经包含并继续包含深层历史进程及人类活动的历史见证，其价值是人类共同拥有的。
        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起进入城市建设的高峰期，快速的城市建设使得大量厂区和工业建筑被拆除，许多珍贵记忆从城市中抹去，留下千古遗憾。庆幸的是，随着民众意识的不断提高，人们已经清醒的认识到工业遗产这一份非传统历史遗产存在的意义，对其实施保护利用的呼吁声也越来越大。2006年4月18日，首届中国工业遗产保护会议在无锡举行，会议响应了国际遗产日的主题——重视并保护工业遗产，并通过了旨在加大工业遗产保护力度的《无锡建议》，这是中国工业遗产保护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中国工业遗产的保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那么，什么是工业遗产呢？《无锡建议》指出，工业遗产是具有历史学、社会学、建筑学和科技、审美价值的工业文化遗存。包括工厂车间、磨坊、仓库、店铺等工业建筑物，矿山、相关加工冶炼场地、能源生产和传输及使用场所，交通设施、工业生产相关的社会活动场所，相关工业设备，以及工艺流程、数据记录、企业档案等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保护与利用主要基于两个价值①，其一是作为人类社会变革时期的工作领域和日常生活的见证；另一价值是作为一个文献档案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们在这个阶段是怎样工作和生活的。这些工业活动的建筑物和设施，工业生产中的过程与工具，以及所处的城镇和景观，随同其它的有形的和无形的遗存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方面，是城市记忆的沉淀，代表着城市文明的传承与延续；另一方面，是城市保持多样性和唯一性的重要标志。因此，我们必须研究它们，必须使它们的历史为人所知，那些重要的和最有特点的例子必须根据《威尼斯宪章》②以鉴别、保护和维修，使其能为现在和将来所用。
        土地资源的稀缺、社会审美意识的转变，都给重新利用工业遗产带来了契机，最初对工业遗产的运用来源于工业遗产旅游。对人们来说，旧工业区中高大的钢铁森林、巨大的工业厂房一直为人们所敬畏，同时也具有一种内在的吸引力，人们想了解它们，将其作为工业遗产旅游开发恰恰可以满足人们的这一情绪，这同时也让设计师认识到了工业遗产的巨大魅力。于是，更多的工业旧址作为城市开放空间（公园）、创意产业园、博览馆及会展中心出现，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再利用有了更多的内涵。今天，工业遗产的再利用已经成为很多地区再生的契机，人们普遍相信，对工业遗产进行保护不仅是保存城市记忆的需要，更是城市发展的客观需求。



        滨水工业景观



        旧工业区钢架森林



        改造后的城市开放空间


        二、工业遗址公园的兴起与发展
        工业遗址公园是工业遗产保护与再利用的一种主要形式，根据资料考察，美国西雅图煤气厂公园（Gas works park）是世界上第一个正式的工业遗址公园。西雅图炼油厂于20世纪50年代废弃，1970年西雅图公园和娱乐局委托理查德.哈格（Richard Haag）事务所做总体规划，1975年美国西雅图煤气厂公园对外开放。设计对工业场地及构筑物进行保留，并强调其循环利用，体现了鲜明的个性，同时表达了对工业时代的怀念和对环境再生的关注，是工业遗址公园确立的标志性开端。我国工业遗址公园的雏形，可以追溯到广州番禺的莲花山石风景区和绍兴东湖风景区，这两个工业遗址公园都是成型于古代的工矿采石场，近年来开辟成采石场遗址风景区和公园，展现了中国古代人们勤劳与智慧的结晶。



        莲花山石景区



        绍兴东湖风景区


        工业遗址公园作为一种新兴的公园类型，从诞生开始就因其在生态、社会等方面的价值受到人们的关注，并在世界多个国家得到尝试。德国鲁尔工业区的杜伊斯堡北部天然公园、法国巴黎的拉维莱特公园、贝西公园、雪铁龙公园、加拿大维多利亚布查花园以及美国的波士顿海岸水泥总厂公园等都是其中的典范。这些工业遗址公园因保存了工业文明、改善了城市生境而被人们所喜爱，今天，越来越多的工业遗址公园正在建设当中，工业遗址公园正处于一个蓬勃发展的势头上。




        法国拉维莱特公园



        加拿大维多利亚布查特花园

 

        法国雪铁龙公园





        德国杜伊斯堡北部天然公园


        对城市发展来说，将那些具有相当文化价值的工业遗址作为展现工业文明、保留历史记忆的载体以工业遗址公园的形式保留下来，不仅有利于工业遗址生态修复、循环利用，还对城市生态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同时工业遗址公园还可以促进工业科教、工业遗址旅游的开展。公园中废弃的工矿、旧设备和工业空置建筑是旧的生产方式和经济体制的标志物，有潜力满足怀旧、探险、深度体验等新兴旅游的需求。人们穿梭在旧工业厂房、旧机器中，可以见证现代工业辉煌与衰败的历史，完成一段跨越时空的知性之旅。将工业文化遗产与旅游开发、区域振兴等相结合进行战略性开发与整治，将许多曾经侵蚀吞没大量城市绿地的工业厂区改造成工业遗址公园，以独特的身份充当城市绿地和开放空间的角色，实现工业污染到生态修复的转变，成为优化城市生态环境和规划格局的“城市绿斑”，是工业遗址公园的根本价值所在。
        目前，在国内学术理论上并没有对“工业遗址公园”作一个明确的定义，但它是在工业遗址基础上改造的公园，也属于遗址公园的一种类型，那么我们姑且先对“遗址公园”的定义作解释。遗址公园（The Sites Park）是指包括与自然和谐之人造物及考古遗址等地区，并在历史、艺术以及学术等各方面具有显著普遍价值基址保留、保护、改造成的公园。遗址公园着重于“址”，因为遗址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是不可再生的,强调将生态价值与遗址价值结合在一起，保存保护是其重点。
        工业遗址公园是新兴的公园类型，是随着工业的发展变革而派生出来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公园，是全球对世界遗产保存乃至对工业遗产保存改造的提倡下，在人类对环境污染问题的日益重视下，由于全球经济转型、第三产业经济提升、工业生产模式改变，将产生的大量剩余弃置的工业基址进行改造利用，使其成为公园，成为城市开放空间的一部分，将这些由已经闲置的工业设施与工业人造物遗留以及矿山开采遗址等基址改造利用，转化成为供公众进行游憩、观赏、娱乐、科教等活动的景区即工业遗址公园。
        三、工业遗址公园的实践及展望
        将工业废弃地改造为公园，不仅仅是改变一块土地的贫瘠与荒凉、保留部分工业景观的遗迹，也不仅仅是艺术、生态等处理手法的运用，最终的目的是通过这些改造，为工业衰退所带来的社会与环境问题寻找出路[1]。这些在旧工业区遗址上建设起来的公园，因为其独特的魅力和价值被重新纳入城市空间，成为了城市公共绿地的一部分，对城市工业文明的传承、城市生态绿地的整合有着重要的贡献。一方面，可以展现工业文明，保存历史记忆，另一方面，可以提倡生态修复、循环利用，实现生态与经济的持续发展。因为，对生态环境破坏殆尽的工业园来说，城市公园的建设，不仅能改善区域的生态环境，还可以将其与隔离的城市重新联系起来，使区域重获生机。
        简.雅阁布斯在《美国大城市中的死与生》中曾指出“无论处于什么样的目的，一个地区必须具有足够高的人口密度”，这样才能促进该地区的活力。因此，对工业遗址公园来说，如何恢复地区的活力应是首要考虑的任务，同时作为一个城市公园，还应考虑其建设与发展以及城市经济、社会、生态这三大效益之间的关系，建立良性循环的发展模式。从城市角度来看，工业遗址公园除了保存工业文明外，往往还会给予更高的要求，即希望通过工业遗址公园的建设重新恢复区域的活力，并带动周边区域的发展，成为城市发展中新的磁极。传统工业区由于当时对社会经济生活起着主导作用，同时企业缺乏对城市规划的远见，很多工厂占据了城市公共空间的重要部位，而滨水地带由于水运交通方便，其周边也较密集的分布着工业仓储用地，矿区开采则无一例外放在土地资源丰富的地方进行，这种不合理的规划对城市生境破坏极为严重，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说，工业遗址公园的建设对城市生态的意义十分重大，只有改“灰色斑块”为“绿色斑块”，才能重新聚集人气，从而提高周边区域的经济活力。
        工业废弃地上的环境污染问题，是工业遗址公园得以实现的重要原因。景观设计学中生态学思想的引入，为工业遗址公园的建设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引导方向。这种对场地生态发展过程的尊重、对物质能源循环利用、对场地自我维持的生态设计思想对强调工业遗址公园的保护与再生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不仅可以更好的与场地中工业遗迹有机结合，同时还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能引导城市经济良性发展。德国鲁尔工业区改造就是这样的一个成功范例。鲁尔工业区是世界最重要的工业区之一，二战后，以煤、钢铁为基础的重化工业经济结构日显弊端，区域经济陷于结构老化危机之中，随之而来的是环境污染，大量工业区被闲置。为摆脱危机，适应新形势下经济发展的需要，鲁尔区开展了全面的区域整治工作，改造从恢复和改善生态环境入手，通过设立自然保护区的手法，对大气、水体、煤矸山、植物生境系统采取生态修复的措施，创造了宜人的生活环境，同时，充分挖掘和利用工业文化，保留并适当改造工业遗存建筑，赋予新的使用功能。改造将工业遗产与生态绿地交织在一起，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整体结构，为发展新兴产业和开展旅游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一系列的措施将一个近乎荒废的重工业遗址基地成功的转换为以科技产业、工业旅游为主的新型产业基地，成为了旧工业区改造的典范。[2]



        鲁尔地区的生态措施


        中国最近这几年工业遗址公园的建设正处于高峰期，尤其是《无锡建议》确立以来，其建设更是处于蓬勃发展的势头上。目前，许多城市已经开展了大规模的工业遗迹保存活动，对能代表城市曾经文明的工业遗迹，人们都慎重考虑，希冀能找出一条符合其发展的再利用之路，这无疑是令人欣喜的现象。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传统的工业遗址是梦开始和遗落的地方。“失去记忆的城市”无论如何不是我们“理想中的城市”；工业遗产作为城市近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殊遗存，是“阅读城市”的重要物质依托③。这些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战略转型而退出了经营领域的工厂、矿区等具有一定开发潜力的工业遗迹，见证着场地上曾经辉煌的工业历史，记载着一段灿烂的工业文明，是城市文明发展的延续。对此，我们期待在工业遗迹的保护、改造、更新、再利用的过程中，寻找一条适合工业遗址公园规划之路。《巴拉宪章》④确定了“改造性再利用”的概念，就是对某一场所进行调整使其容纳新的功能。工业遗址公园改造性再利用的关键是为其寻找到恰当的用途，让这些工业遗址成为涅盘的凤凰，再次焕发出生机，在城市中重生，延续其生态、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综合效益。
        工业遗址公园，在规划模式上与遗址公园是有所区别的，遗址公园注重的是对基地遗迹的保存保护，而工业遗址公园注重的是对基地遗迹及人造物适当保留、改造利用。因此，对待工业遗址公园，我们不强调像有珍贵历史价值的历史遗迹一样去保存，只强调保护与再生，在尽可能保留工业建筑及场地特性的基础上，通过转换、对比、镶嵌等多种手法将场地重构，形成适合现代发展需求的空间。现代景观设计具有较大的包容性，那些行将消失的物化因素及工业文化，可以用现代科技及生态的手段，使其重新勃发生机。从设计的角度来说，我们主张因地制宜，在清楚工业遗址意义的基础上对保留的工业遗存进行评估，同时添加新的使用功能及其所需要的构成要素，通过它与场地中原来部分在视觉上的对比关系和空间上的融合关系，形成独特的当代景观文化，用进步的场地物质环境积极推动社会意识的进步，为未来的传统继承提供多样化的选择[3]。2004年7月，我们承接的江苏省宜兴市丁蜀矿山遗址公园规划，是一次对工业遗址整体转型规划的大胆尝试。矿山遗址公园选址位于宜兴市境内青龙山、黄龙山以及与此两地邻近的前进龙窑遗址区域。丁蜀城区是传统的陶瓷建材基地，是全国六大陶瓷产地之一。青龙山是水泥开采石矿场，黄龙山是紫砂泥开采矿场，前进龙窑是紫砂烧制的手工产业旧址。整个区域既有现代工业遗产，又有古代传统手工业遗存，综合古今工业文化，是具有特殊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的工业遗址，因而对它的规划将是一个多元、复杂的系统工程。现实是，随着资源的枯竭，很多被废弃的采矿点不再有忙碌的工人进出，曾经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也早已消失，因此不可能再为其排风、抽水，巷道弥漫着刺鼻气味，老旧的设备停止了使用，没有人再去维护，逐渐锈蚀，成为废铜烂铁，或成为被再利用的原料，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工业遗产设备将消失殆尽，工业文明进程中的一切将再也无迹可寻。同时，工业生产对青龙山和黄龙山已经造成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大部分山石裸露、地形遭到破坏，烟尘污染、尘毒危害已相当严重，地表水中度污染等。如果不对矿址进行再利用，就只能采取简单的安全处理和生态恢复措施，而这些后期处理的费用实际上是极为昂贵的，且单纯的生态恢复也不能真正实现资源的有效使用和带来任何经济效益。因此，我们期望通过这次规划为这些雄伟壮丽、却又破败凋敝的工业遗迹再次辉煌注入生机，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实现土地资源保存和再利用。在对丁蜀镇矿山遗址公园进行现状概况、发展趋势、在城市建设过程中的作用以及规划实践等多方面的研究分析后，我们发现，紫砂文化已经成为当地居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规划设计尽量保留了原陶都工业遗址，把包括采石矿场遗址、陶艺手工业遗址等工业遗迹与现代陶艺展示结合起来，形成新的景观序列，同时对场地进行生态恢复，重点强调其生态性、社会性、文化性，重新恢复了区域的活力。目前，该项目的一期工程已经进入了施工阶段。



        矿山遗址公园崖边栈道



        矿山工业遗址现状



        工业遗址公园生态景观



        工业休闲走廊



        采石场地再利用





        工业艺术



        “紫砂之源”雕塑


        在这里，我们要指出一个误区：并不是所有的工业遗址都适合或者必须建设成为工业遗址公园。中国城市在退二建三的过程中遗留下大量的工业建筑，对于这些工业遗迹，我们必须从历史价值、社会价值、科技价值、美学价值、独特性价值、稀缺性价值等多方面去考虑，对于那些不具有上述意义和价值的产业类建筑和地段则完全可以采取以更新开发为主的建设方式。由于历史原因，中国传统工业的许多产业类建筑建设于规划失控的年代，占地大、建筑密度小，建筑标准低，布局不合理，土地利用不经济，更重要的是它们大多不符合今天城市规划的要求[4]。因此，对工业遗址，我们应当遵循《无锡建议》中的规定，对其进行仔细的评估与鉴定，对那些有历史意义的、具有保护价值的我们应当给予很好的保护，并从生态就、社会、经济等多角度去审查，以合理的利用工业遗址资源，争取保护与发展双赢的局面，对那些没有保护意义、阻碍城市发展的工业建筑，我们应当重新规划，合理设计，发挥其最大的价值。总之，工业遗址公园的建设必须慎重，应当从城市发展的综合效益去考虑，千万不能盲目驱从，失去工业遗址保护的本质目的。
        四、结语
        工业遗址公园作为一种新兴类型的公园，凭借其在城市建设和旅游规划以及经济发展等方面的现实意义成为了现代城市规划的生力军，它的出现在全球工业转型、绿地溃乏的现状下无疑是十分鼓舞人心的。但是，由于出现的时间相对较短，国内目前系统的、针对性的研究也比较缺乏。《无锡建议》的及时出现，将工业遗址的保护与利用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但我们也意识到，中国目前工业遗产保护的法规、体制和评价体系还不完善，理论研究水平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工业遗址的保护与利用仍将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事业。

        注释：
        ①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协会[TICCIH]于2003年7月在俄罗斯下塔吉尔举行的大会上发表的声明。
        ② 《威尼斯宪章》：保护文物建筑及历史地段的国际原则，全称为《保护文物建筑及历史地段的国际宪章》。1964年 5 月 31日，从事历史文物建筑工作的建筑师和技术人员国际会议第二次会议在威尼斯通过此决议，故简称威尼斯宪章。
        ③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雯翔在无锡工业遗址保护论坛上的讲话。
        ④ 《巴拉宪章》：世界各国由于历史文化背景不同，遗产的类型和保存的状态不同，公众对待遗产的价值趋向不同，为此，一些国家编制了符合自己国情的宪章。澳大利亚于1979年在巴拉[Burra]发表了《保护具有文化意义地方的宪章》简称《巴拉宪章》，并在1981年和1988年通过了修正案。

        参考文献
        [1] 王向荣，任京燕．从工业废弃地到绿色公园——景观设计与工业废弃地的更新[J]． 中国园林,2007(3)：11-18．
        [2] 刘伯英，陈挥．走在生态修复的前沿——德国鲁尔工业区的生态措施[J]． 城市环境设计,2007(5)：24-27．
        [3] 陈圣泓． 共生+秩序：创造可持续发展的生存空间——访筑原设计机构首席师陈圣泓[J]． 建筑技术及设计,2007(7)：38-45．
        [4] 王建国，戎俊强．关于产业类历史建筑和地段的保护性再利用[J]． 时代建筑,2001(4)：10-13．

        撰文：陈圣泓             ——发表于《中国园林》2008年第02期